[59]这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空白要件大量援引标准的情形下，技术标准已在事实上成为违法行为的一种认定依据，从而被赋予法规范的属性。
另外，其他旨在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否需要转化为税收制度，这部分也将一并进行讨论。不过，现有的研究总体上只是提出了改革方向或框架构想，并没有提供系统且详细的改革方案，既难以有效推进这一项改革，也难以让反对者释疑。
但是，随着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于1993年和2004年陆续进入现行《宪法》之后，我们对其中的土地制度条款（即第10条）以及相关条款（比如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理解和解释，就必须服从尊重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公民财产权（比如土地使用权），并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这一宪法整体框架的要求［6］（P57）。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增值税的本质，即该税种属于所得税而非针对每个生产环节增值部分征收的流转税。也有人支持开征房地产税，理由主要是，房地产税并不是对房地产课税，而是按照税收负担能力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19］（P6）。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集体经济经济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及其成员在通过市场机制处分土地财产时，按照合理的税基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相应税款，符合现行《宪法》第56条为公民设定的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是合宪的。不过，笔者认为，在《土地管理法》已经按照城乡统一，同地同权同价原则进行修正之后，按照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目标，这一问题并不需要单独被讨论，因为其已经被是否要开征房地产税这一问题所覆盖。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既不能刻舟求剑式地认为初次分配基于产权和市场，二次分配基于税收原则只属于土地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也不能认为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是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必要条件或必然要求。不过，具体税制的完善，应当在保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本质不受侵犯前提下，通过体系思维的指引进行合理的法律表达和制度设计，而不能就事论事或单兵突进式地进行税种、税基和税率改革。现代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它造就了一个随着利益流动的陌生社会结构。
[11] 不过，在经典宪法视域中，来自国家的价值整合往往被视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干涉。社会公德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整合机制，但不同于以家庭、职业、社区等为单位的小范围整合——它们之间依旧存在价值冲突的可能性，多元社会的价值整合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高度兼容性的共同道德基础之上。（三）夯实社会基础，增强实施动力 增强社会公德宪法规范的实施动力，一是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为社会的整合提供物质基础。[5]它是熟人社会关系里的一种消极道德评价机制，违背相善其群的行为会受到熟人群体的一致谴责。
[3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德的概念难以界定，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反而容易被扩大化解释，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基于社会公德的整合作用，宪法将其纳入规范体系，促进其整合功能实现。
我国传统社会遵循的是由相善其群的社会公德将个体纳入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化轨道，而现代社会已经由儒家传统中同质性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异质性的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交往不再以维系差序格局中相善其群的熟人关系为目标，更多是要在尊重个体独立性的基础上，维系陌生人际之间互不侵犯、互不干扰的契约型社会关系。而被宪法以义务规范构造的社会公德，更加为共同体确立了个体的义务伦理和常态化的道德维系机制。宪法的价值整合依托于个体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等伦理实体的结构性关联。[39]实践中除了由群众自行制定守则、公约和动员性宣教外，一般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具化社会公德的要求，诸如以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范公民的社会行为，有些地方还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进行对接。
宪法创造了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但并非囿于静止的规则秩序，而是通过持续性地整合进行自我更新和不断自足，在关于个体行动、社会生活及国家运作的整体框架中完成动态整合，这构成了宪法存在的真实意义。[18]见前注[16]，彭真书，第573页。判断社会公德宪法条款的规范品格，是根据其在宪法规范中的结构定位，而非从单一的司法适用层面的观察，不能将其狭隘化为裁判适用的效力。虽然宪法中宣示性条款并不罕见，但大多出现在序言部分。
其原理在于，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所有的行为规范都来自群众生活，群众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根基，也是实施社会公德的力量源泉。[2]道德在不同的场域和不同的身份中通常指向不同的具体要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传统的社会公德是以私德为参照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下的产物，依靠道义性力量作用于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结构解体后，如果缺少一种将社会重新联结起来的力量，个体就会以原子化的形态游离于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与国家之间也会产生结构性断裂。
这种路径不仅充分肯定了公民个体作为社会公德宪法规范的实施主体地位，而且在守则、公约的制定过程中，个体与其密切联系的小范围群众理性汇聚各种意见，激发了个体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责任感。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两点展开：（1）要通过公平的分配制度化解个体趋利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之间关于物质利益的分配相应于每个人的社会应得。宪法作为组织共同体的根本性规则，负有整合社会多元价值的道德使命，自然也会将社会公德纳入自身的整合体系之中。其次，社会公德在宪法不同章节中的语义表达不一致，有的以守则、公约形式呈现，有的表达为公德，也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德，总之每一条规定的表达都有所差别。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二是强化公众心理认同。
例如，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行善行为采取行政奖励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共同体的维系离不开在普遍道德指引下社会关系的有序聚合，而内含于共同体中的普遍道德亦是个体的精神皈依，为共同体维持必要限度的道德基础乃是宪法的职责所在，尤其那些被转化为基本义务的社会公德，更是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理想愿景的先决条件。
在基层群众自治活动中制定各种守则、公约，是群众道德共识的凝聚过程和集体价值的认同体现，更具执行与实施的现实动力，能够减轻国家的思想道德建设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陌生社会关系中的信任危机造成的。
应当在规范目标的导引下，依托宪法解释，确认宪法社会公德条款的规范品格，阐明其规范内涵，并夯实规范实施的社会基础，促进其理想功能的实现。第一，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念愈加多元化，传统社会公德相善其群的共识性理解逐渐消逝。
趋利避害的理性意识只会增强社会的个体化程度，愈加分化的阶层群体已解开了传统熟人社会中共同的情感纽带，人们不再关心共同体的理想前景，也不再为共同的道德要求所累。[14]参见颜岩：《论赫勒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40页。社会公德的宪法规范实施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受其自身的规范品格、文本内容所影响，而且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三）作为联结个体与国家的中介 由于社会这一概念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中是对应于政治国家而存在的，社会在这个视角下便是由具有政治身份的公民集合而成，共同体与公民集合体构成了社会的一体两面。
因此，在宪法解释中有必要将尊重社会公德明确为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之外，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个体脱离群体独立生活的能力，实现人们精神领域的祛魅，还蔓延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揭示世界、解释真理、探索一切未知的支配性工具，以至于被奉为现代社会的终极价值信仰。
传统社会公德的转型困境，亦是价值信仰断裂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个体行善的现实障碍在于行善者权益受损风险的存在，为了预防***案、小悦悦事件的再次发生，还可以为权益受损的行善人提供法律救济、行政补偿，设置公益救助基金，以及减免行善过程中因疏忽产生的赔偿责任，等等。
五、功能阻滞及其缘由 尽管宪法为社会公德构造了规范体系，确认了其整合功能，但从转型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作为社会成员共同行为准则的基本属性，还是超越基本属性之上理想的宪法整合功能，社会公德表现得似乎都不尽如人意。[3]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是个体在不同身份与场域中具化的道德要求，基于这些不同的身份和场域，人们受到的道德评价及其标准也不尽相同。
因此，宪法理所当然要进行多元价值的整合，表达社会普遍价值共识。但单向的道德教化活动与泛道德化的法制干预，不仅没有把握社会公德的功能定位，亦存在建设逻辑的问题。从家庭、学校、社区、职业中孕育的道德资源为国家这一最高形式的伦理实体注入了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厚重的伦理意蕴。[43]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97页。
[7]参见袁祖社：《现代性的碎片与完美性生存的乌托邦想象——现代人自我实践的伦理难题》，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3—4页。但仅仅依靠以强制力或暴力威胁为保障的制度整合无法获取社会成员的真正认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紧密黏合。
社会公德尽管只是一种社会道德的整合机制，但依然具备联结个体与国家的中介功能，这一功能是在个体意见、共同诉求向道德共识的转化过程中初步显现，又经由国家的积极干预被塑造出来的。宪法之所以确认社会公德的整合功能，是由于归属于价值领域的社会道德秩序构建问题，亦是我国宪法的整合要求之一。
[42]参见丁轶：《国家认同的宪法构建：实现机制与实施路径》，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第14—15页。诚信要求我们不能以低于其价值的方式去获得人们所交换的服务或商品，否则便意味着部分人所享有的超额价值来自对他人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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